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筹安会率先提出民国国体未来应该变更为君主立宪体制的主张。针对该建议可能带来的列强不承认和引发国内动乱危险，外交官汪荣宝则提出民国立君或总统世袭两种国体选择与之竞争，并获得了政府内部诸多实务派官员的支持。但因这两种建议的不伦不类，故汪论遭到筹安会和时论激烈的批评，最终袁世凯决定采用君主立宪制作为之后中国的国体选项。然而由于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不得已采取了原先被他抛弃的民国立君选项：对内称帝国和皇帝，对外仍保持民国与总统称谓。朝野关于这三种国体构建方式的争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颇值得进行钩沉。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逐渐成名，之后他又借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杜威访华带来的人气迅速跃升为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要角。从传播学或阅读史的角度检视“五四”运动后胡适偶像地位的塑造过程和他所依赖的周边社会条件，不难发现胡适极高的情商和处世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善于利用传媒发声，并具有与各方受众展开良性互动的本领，这为其“暴得大名”和吸引受众认可打下了良好基础。概言之，胡适新文化偶像地位的确立，与胡适自身的刻意经营表演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受众包括其论敌积极参与塑造的结果。揭示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互动”和“运动”因素的意义和影响。